分發工作
六月行完畢業典禮，持著分發函件，仍然乘坐馬車前往主計處報到。新民被派在徐宗濟老師主持的研究室。我被派在第一科服務。第一科主綜合經濟統計研究，科長陳光照是武漢大學畢業高等考試及格人士，他如第二科王科長，第四科高科長，第五科潘科長都具高等考試及格的資格。第三科張科長□□，政大前期校友，未經高等考試，後來逃難到重慶時，不再追隨政府，卻出現於北京政壇，竟是共產黨潛伏在政大及最高統計機關的地下份子。總之，在這工作環境中，感到要出人頭地，高考是重要關鍵。在新民鼓勵之下，決定報名參加當年度高等考試統計人員之試。儘管科長指示負責編估中國國民黨所得，而且要三個月內完成，每晚還和新民一起，再度黃卷青燈，準備功課，直至十時大門下鎖以前，才各自回宿舍就寢。
高等考試
高等考試共分兩日進行。第一日清晨五時便要趕到成賢街考試院試場大樓前廣場，唱名對證進入試場，和前清殿試相彷彿。兩個月後放榜，僥倖考取統計人員第一名，難怪家鄉中山日報報導中了狀元。這次十二期經濟系同學有百人以上參加考試，只考取了我和財政金融組的金洪敞兩人。統計人員在全國十一個考區一百多人與試，只取了三人，第二名是北京大學講師李維錚，第三名是武漢大學講師鄧宗禹，他也是政大統專一期校友。
國民所得估計
在準備高考的同時，必須致力於國民所得統計的估計，主計處資料不多，除戰時中國銀行經濟研究處張（張家璈的妹妹，曾與徐志摩有一段姻緣，終身不嫁）有一系列的經濟調查報告可資參考之外，經常到中央圖書館，資源委員會資料室，及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等地搜集資料。幸好有巫寶三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中華書局）之中國國民所得作為主要參考，三個月內如期完成估計初稿。估計當時的國民平均年所得為美金五十元，頗能被識者所接受。這時聯合國甫在美國舊金山成立，為解決經費預算問題，共商會員國負擔經費之比率，有主張以國土之大小為標準者，有主張以人口之多少為標準者，但往往土地廣大人口眾多之國均為窮國，負擔能力有限。最後決定以國民平均年所得為標準。初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恰好於此時定稿，主計處即以初編資料送外交部以供參考。獲聯合國採納，決定我國分攤預算每年為五百萬美元。此數在現在我國平均國民年所得己達美金一萬四千元，外匯存底在美金兩千億餘元觀之，為數甚微，但當時政府財政困難，經常積久數年始撥小量款項，以示象徵性支持。七○年代我國退出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聯合國所承認，經費比率如何訂定，便不得而知了。
國民所得統計初出爐，頗代主計處爭氣。但當時統計資料缺乏，既未辦基本國勢調查，且很少個案抽樣調查，可信度自然不高。為進一步謀求改善，主計處與中央研究院，資源委員會，中央銀行等機關合組國民所得統計研究小組，理論與技術兼籌並顧，並在統計資料方面互相交換。主計處由趙主任秘書章黼帶領，陳光照科長和我陪同。中央研究院巫寶三，資源委員會邢慕寰，潘誌甲，中央銀行冀□□，陳仲秀，均為飽學專精之士，第一次在鼓樓中央銀行開會。其中冀□□表現最為積極。以後因政局不穩，小組未能繼續活動。
冀□□原在美國紐約哥侖比亞大學任教，抗戰勝利以後，財政部孔部長祥熙赴美接洽五億美元善後貸款，順便請美國政府推薦貨幣改革專家來華指導研究。美國國務院官員乃推薦冀朝鼎為人選。後來冀君在改革幣制方面，究竟擔任什麼角色，不得而知。可是幾次改革幣制，不但沒有收到效果，相反的使經濟趨崩毀，人心盡失，國家趨於危亡。中共在北京成立中央政府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發現冀□□竟是一位要角，在北京主持經濟建設計劃之釐訂及執行工作。充分證明美國國務院偏袒中共，掩護中共黨員，甚至進行顛覆國民政府，均有事實足資憑證。
回爐再煉
高等考試及格，第二年（一九四八年）春天，回到政校設在南京孝陵街的公務人員訓練部受六個月的訓練，然後參加再試。同期訓練的以司法人員為多，法官以外的人員全編為一個中隊。雖仍是軍事管理，但比校本部輕鬆得多。集體上課，多請機關首長前來作專題講演。飲食營養水準也比校本部為高。每週五天，星期六早點名後便可自由離校，回主計處與新民等共度週末，至感愉快。星期日晚回營，過著充滿希望的歲月。
六個月受訓期滿，再試仍以第一名列榜，獲高統字第一號及格証書。回主計處繼續工作。
合力禦寒
主計處工作第一年，除站穩工作崗位外，新民和我為因應生活所必需，合力謀求解決。首先因學校制服己經繳還，冬衣問題列為首要。兩人第一個月微薄的薪水，合在一起，作為思明定製麥爾登尼中山服一套的定金，第二個月薪水，再合在一起，付後期款，取得衣服。新民手藝好，購買藍色粗毛線為思明織毛衣以禦冬寒。第三個月把新民從家裏帶來的紫貂和北口的羊皮毛，配以絲織品，做成長袍襖，外加罩袍，穿起來既保暖，又充分表現其雍容華貴。經濟上無分彼此，建立五六十年間的生活模式。
國事蜩螗
這時，政府實施幣制改革，將法幣改為金元券，強調十足擔保，以維幣值穩定，同時頒佈命令，黃金條塊不許買賣，不能持有。所有民間積蓄必須繳交中央銀行或其他代庫銀行。百姓排隊兌金元券，幣信確也維持良好。無奈東北地區自從戰後由蘇聯佔領，遲不退出。並將日本關東軍留下強大的軍械暗中交給中共，但見八路軍新四軍等在抗日戰爭淪陷區坐大的隊伍，不斷空手進駐東北，接收精良軍備，形成強大軍隊。等國軍出關時，已是無法克服的強敵。經蔣經國主持的外交折衷，顧祝同，陳誠等的領軍圍剿，節節敗退。共軍入關後，更是勢如破竹，北方原有的地方軍團都相繼倒戈。直至徐蚌會戰，國軍投入百萬兵力，包括地面坦克及空軍，都無法擊敗共軍的人海戰術，黃伯韜以最高指揮官身分，戰死沙場，南京危殆，金元券發行膨脹無法兌現。這時真是民窮財盡，政府威信盡失，經濟全面崩潰，物價飛騰，造成難民潮湧，公開搶奪糧倉米店，商場十室九空，局勢無法維持。
政府南遷
一九四九年初，蔣總統宣布下野，深居奉化。政府由副總統李宗仁維持，決定南遷廣州。南京人心浮動，交通秩序混亂，下關車站人山人海，列車不能進站。主計處同仁半數以上均選擇資遣返鄉，隨政府南遷同仁先集體到下關，眼看擠不進去，只得派人接洽改由光華門車站上車，列車開出以後，每停一站，便有數不清的散兵游勇，返鄉的老百姓，拚命的擠入車廂，列車口已站滿旅客，散兵以槍把衝擊玻璃門窗，爬進車廂。一直過了上海以後，混亂的情形才略有改善。但因調度及特別車輛有優先行駛，疏散車比平素的慢車還要慢，車到杭州適逢新年，停靠達兩天之久。從此一站一站的前行，路經浙江、江西、湖南、廣東四省，到廣州已是十天以後的事。
在廣州先住旅館，再搬進文德路圖書館二樓迴廊，作為臨時宿舍。主計處設在珠江岸邊的廣東省銀行樓上，辦公廳室有限，預算局會計局的業務與政務的推動關係密切，統計局除彙編物價指數以及研擬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案，較為迫切外，其他業務呈停頓狀態。除我和二位劉姓同事，兩人留廣州外，所有統計局同仁都疏散至佛山租康有為故居為居停之所，包括高科長志瑜，陳科長光照，張科長逸銘，以及汪錕等在內。我在廣州負責配合調整待遇方案之研擬，主要在秉承趙局長章黼作業，頗受依畀。
這時，金元券已失去信用，中央銀行印鈔的速度，趕不上貨幣貶值。薪水的金額往往以百萬元為單位，大家都不願意在身邊保有金元券，薪水發下來，急急忙忙往十三行跑，那裏正像南京的新街口，兌換鈔券的銀樓林立，我除自己以外，還負責與佛山同仁領薪水。拿到以五億元為單位的金元券整捆鈔券，從第一家詢價起，一家一家價碼都在貶低，等到再回到第一家時，價碼比最後一家還低，只好照價將金元券換為港元。算來一個月薪水只能兌換成九港元。只夠十天的伙食費。其餘的日子只有靠借支次月薪水來維持。這種非常的現象，到銀元券取代金元券以後，政府因北方逐漸淪陷，支應減少，所以確實以銀元為發元準備，幣值穩定下來。為充實準備，將所能控制省份持有的銀元向廣州中央銀行集中，也曾發生拒絕成命的事件。
佛山離廣州雖不遠，但交通只有小火車，而且還有小河流阻隔，靠搖櫓的木船接駁，因此路程約兩個鐘頭。禮拜六午飯後動身，帶著眾多同仁的已兌換成港元的薪水，到佛山度週末，和新民等盤桓，也常代收同仁的家信，無形中作為大家寄望的郵差。
這時武漢已經十分危急，新民曾建議父母親變賣部份不動產來廣州避難。究以廣州也非安身立命之所，難獲父母親的同意。我二哥展榮，大概是家鄉躭不下去，隨軍來廣州，有隨我求生之意。實際上，公務員待遇菲薄，自保之不暇，無力協助。勸他回鄉應變，資助他三十港元，已是三個月以上的薪水，並請帶部份衣物給伯母，結果似乎也沒有交代。
重慶結婚
中央政府同仁從空中撤退，乘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飛機到重慶。主計處假兩路口巴縣中學辦公，宿舍供應齊全，大家都在做抗日戰爭期間，以重慶為陪都，博得最後勝利，復興中華的美夢，生活安定下來。覺得這時候結婚應是適當時機。
婚禮在到達重慶後三週，十月二十三日舉行。是禮拜日，和新民的生日二十四日只差一日，便於記憶。禮堂設在兩路口中美合作協會，請統計局朱局長君毅作證，趙局長章黼，陳視察恕鈞為主婚人，親友及同事不滿百，但還算熱鬧，很多衣著都己經在廣州購備齊全，刻了兩個象牙圖章，幾十年來任公職都以此為印鑑。那時講究以碗形的酒杯吃紹興老酒，新民連續喝了數十碗酒，朱趙兩局長都勸她少喝，以免沉醉。她善飲的盛名從此建立。長女立宇結婚時，喝紹興酒一百杯。次女立寰結婚時喝了兩百杯，預定三兒唯誠結婚時，要喝三百杯，可惜在司法院任職期間，常受院長林洋港先生的青睞，喝烈酒的機會增加，竟然發生血糖過高、血壓過高的現象，從此以後戒酒，十年間除與亞洲信託同人應酬，會自動與同人乾杯以外，斷絕酒緣。
結婚當天住兩路口一家旅館，統計局數位科長級同仁前來鬧新房。這時，張科長逸銘已飛北京，在中共中央現身，大家心情難免有點沉重。第二日遷住臨江門蘇聯大使公館。那時外國使領人員已很少隨中央政府遷移。蘇聯大使公館空著，無人居住，臨江門位於長江嘉陵江會合口，長江上游屬砂積山區，江水帶有多量泥砂，終年都呈現淺黃色。嘉陵江在四川西北，水流所經地方都是岩石，江水碧綠，兩江合流，清濁仍未混合，但見兩流接觸形成一線，直往東流，蔚為奇觀。二○○一年我倆由小三陪同前往重慶訪舊，臨江門一帶高樓林立，建築堂皇，蘇聯大使公館已不復見，五月間洪泛還未到達，兩江水流枯竭，無復當年景象。
婚後也曾返南溫泉一遊，住冠生園旅館。放舟花溪，綠水依舊。小溫泉則變動極大，三十八教室變成百姓養豬場，部份教室因茅草腐爛，呈傾圯狀態。
繼續西進
是時，共軍已沿長江及西南公路逐漸進迫重慶，政府由於兩航叛變，似已無路可走。決計再疏散員工，成立戰鬥內閣，以最精簡人事，準備入西康打游擊。主計處科長級以上人員僅有趙局長、陳視察恕鈞，陽視察瑞成，合計不逾三十人。新民和我倆人去留形成一大抉擇。新民堂兄安哥為我們買好船票，可以隨時安排船隻東返漢口，台灣在保安司令部服務的表哥張漪清為我們製備了入台證，且可以在必要時自行設法來台。行止之間甚難決定。一日晚上新民與我謁見趙師章黼，期獲指示，趙師也不敢置可否。我曾分析：中央到達成都，全部人員約只剩一千人，應可利用尚在我方控制之下的空軍運輸能力，將中央政府在憲法體制下東遷台灣，以台灣為基地，徐圖復興。趙師頻頻點首，認為並非不可能。因而決定定參戰鬥內閣，西遷成都。
十一月初的下午，我們乘貨運汽車西行，沿途人車擁擠，國民政府辦公廳遭百姓入侵，搶搬辦公桌椅及用品，與年前南京難民搶米糧倉庫，如出一轍。車過山洞，有人看到下野後的總統蔣公率隊步往山洞地區機場搭機撤退。到璧山山區，散兵持手榴彈敲打車頭，強迫停車預備搶劫行李，幸後隊車輛開至，免受災害，車抵璧山，村民煮粥款待，經隆昌、榮昌一帶，客家人集居甚多，叨同鄉之福下車買飯，他們都免費供應。續行至內江，江面寬闊，無陸橋通行，全賴木筏接駁，每筏只能載汽車兩輛，疏解緩慢，車隊長達數里，風聞共軍當重慶疏散時，部隊已達海棠溪，僅一江之隔，追趕在後，真所謂前無退路後有追兵，在車上過夜，露冷風寒，辛苦能向誰訴。主計處同仁以新民為唯一女同事，眾議由我陪同先行過江投宿，靜待車輛。益感亂離之中充滿人情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