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陳瑾功先生奉派為台灣銀行董事長，所遺主計長缺順理成章，由張副主計長導民先生接替。
張主計長是湖北黃崗人士別號剛毅，家道富裕，中華大學畢業。一九二八年蔣公率領大軍北伐，由李漢魂將軍指揮的軍隊進攻武漢時曾駐節黃崗，以張主計長的大廈為指揮所。武漢底定，繼續東進南京，拔營時李漢魂向張主計長父親道謝，並問起有無可以報命之處，張父表示其子尚稱聰慧，希能隨軍學習，從此導公進入仕途，先是南京底定後，奉派赴英進修，其後一直在廣東任職田糧署長，財政首長一類職務。行憲後當選國民大會代表，以屬田糧系統，龐主計長引進主計處任副主計長。
張主計長以在廣東任職甚久，抗戰末期，省府遷梅縣辦公，徵用夏萬秋百萬富翁之大樓，導公即在該大樓辦公過，似乎對廣東人特別愛護，夫人蔡孝義女士就是廣州先施公司老板的女公子，任監察委員甚久，不幸於七十年代遊日月潭，心臟病突發辭世。
導公首先感到主計處組織法，各局不設副局長為不合理。局內得力助手缺乏進身之階。但修正組織法並非易事，立法院部份委員對所謂之超然主計制度包含歲計會計統計在內，頗有不同意見，提修正案難免有投鼠忌器之顧慮。因此想到一個變通辦法，各局指定資深人員為幫辦，行使副局長職權。汪錕、歐德堅，和我分任歲計會計統計局幫辦，為時數年。至時機成熟，通盤修正主計處組織法時，才予正式編制為副局長。
陽明山國防研究院是培養高級黨政工作人員的機構，院內有經濟組，以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為召集人，何顯重任秘書。張主計長為講座之一。為了講課方便，並提供學員寫報告參考之需，囑我編撰一本經濟統計資料，包括人口、農業、工業、商業、交通運輸、金融、公共行政等行業在內，花了三個月，每一分類都有簡要文字敘述，文稿送經濟組，何顯重特別來主計處謁見張主計長，推崇備至，譽為經濟組成立以來最有價值的著作，準備印供學員參考。當時他並不認識我，只對張主計長贊揚，我雖知道他也是十三期外交系出身，但只當作不認識。
在美援技術協助之下，已辦預算和會計制度改進小組，統計小組也隨即獲准舉辦。先是華府退休高級統計人員合組的統計顧問公司負責人賴德博士來台接洽，我曾經陪他訪財政部陳部長慶瑜，周次長宏濤，交通部費次長之驊等官員，也曾陪他訪問金門。賴德回美以後安排勞工部統計副主管邢瑞茲博士，大學教授鍾斯博士來台為顧問，聯合國也派印度籍的統計專家馬太博士來台參加小組活動。遠東經濟委員會統計主管Mr. Viswanasan也不時來台提供改進意見。為配合作業，物色軍方翻譯官及孟慶慈、王威等負責通譯，三年之內編印五十幾本報告，將中央及地方政府經辦的統計工作內容詳加介紹，並附改進意見，先後提請小組研究，外國顧問則根據翻譯大要提供顧問服務。這是一項沉重的工作，全由我綜理幕僚作業，體力上顯然是一種透支，張主計長主持小組，每週開會一次，亦深知我工作負荷之重。
主計月報財務工作，並不因改進小組工作繁重能辭卸。張主計長在任內有很多講演報告等資料，由二局李局長增榮負責彙編，交由月報出版，我曾經通過一次主計工作會報，把這本厚厚的書推廣出去，目的在於讓所有主計人員都有機會拜讀。合計銷售了一千多本，扣除印刷成本和月報例收手續費外，還略有盈餘。
提到主計月報代辦出書銷售業務，有一件類似的事，值得一記。立法院成立時的老委員衛挺生，是最有貢獻的立法專家，主計立法，功勞特大。大陸變色以後，他赴美在哈佛大學當教授，寫了一本日本氏族源流考，交香港印刷，運一千二百本到台灣，請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其昀代為銷售，張秘書長則交中央文物出版社辦理，一本也賣不出去。後來經衛先生轉委托省教育廳廳長陳雪屏，陳廳長要台灣書店辦理，也不見銷路，事隔有年，書在倉庫已近腐爛。衛先生總覺得費心之作，埋沒可惜。再函請張主計長設法。主計長和我研究，我建議循主計機構人事，強調衛先生對主計制度建制的貢獻，結果全數銷售淨盡。以定價低廉，得款約美金四千元，匯往哈佛，衛先生喜出望外，特寄贈新款收音機一台，以示酬庸。事隔五十年，衛先生應早歸道山矣。一九九五年參加哈佛大學高階主管管理科學研討課程時，在哈佛校園賓館居停，也無由打聽他的下落。
張導公在歷任主計長中，對統計最為重視，他曾先後邀請郭婉容、范光陵、沈柏齡等來主計處作專題講演，灌輸電腦的知識。為推動中央政府行政工作電腦化，特別成立並主持行政院電子小組，指派吳德昭為執行秘書，汪錕和我為副執行秘書，推廣電腦設備，審定電腦計劃，培訓電腦操作及程式設計人。小宇後來改行學電腦，第一個工作就在這個小組。
一九五四年國父孫中山先生百歲冥誕，政府為擴大紀念，特派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先生主持籌備工作，委員會下分組辦事，張主計長任財務組主任，汪錕和我任副主任，舉行紀念大會，由總統蔣公親自主持，出版中山文庫，全書達一百餘本。諸事辦完以後，剩餘資金新台幣一億五千萬元，成立財團法人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由前國立師範大學校長劉真先生任董事長，下設基金運用委員會，則由張導公任主任委員，一九九○年代起要我出任委員，這時我已在亞洲信託投資公司任職，不久張導公病逝，委員會還遵照遺訓，聘我繼他擔任主任委員。我以淋巴腫瘤羈身，且在亞信即將退休，特修書劉董事長謙辭，並推薦現職委員，前國大代表，第一商業銀行董事長陳寶川先生擔任，強調國民黨本土化的意識，幸獲同意。
七十年代，統計事業續有發展，教育部、司法行政部、交通部恢復設置統計處。交通部統計工作在較早期間，在統計長王仲武主持之下，績效最佳，曾舉辦過交通統計圖展，博得好評。來台以後，統計併入會計，僅設專員一人。業務分別由交通研究所，參事室等單位辦理。有違主計超然的原則。設統計處後，張主計長派我任統計長，但附帶條件是隨時回主計處服務，當時的沈怡部長，以及繼任孫運璿部長都很尊重主計制度，先把事權集中起來，然後徐圖發展。這時費驊任次長，看見各國都在發展所謂無煙窗的觀光事業，因此，在國民黨中常會當面向總裁蔣公做簡報，提出建議。蔣公認為外國人來台觀光無非到北投去吃喝玩樂，不值得提倡。費次長沮喪之餘，指示統計處舉辦一次觀光旅客抽樣調查，對象是外國旅客，每一航班都用隨機抽樣辦法抽出樣本旅客，由調查員當面發問，問項極其簡單，深獲旅客合作，為期一個月，將收集資料加以整理，發現旅客居停台灣平均為四．六天，消費金額除旅宿費以外，每人平均約美金四百元，其中半數用在吃的方面，對中國菜評價甚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旅客都訪問過故宮博物院，對文物之收藏之豐贊不絕口，到過北投的旅客不及百分之五。費次長半年以後再要求在常會做簡報，總裁聽過之後，頻頻點首，同意試辦。跨部會的觀光事業發展委員會得以成立。這時我已經是行政院主計處總務司長與交通部統計長，不多久調任中國銀行秘書處長，恰好又奉派出任觀光事業發展委員會委員，追隨費次長繼續為觀光事業努力，直至觀光局正式成立為止。
費次長才華橫溢，組織力強，得理不饒人，對交通業務嫻熟，主持會議做結論迅捷，上次會議提過的問題，如果沒有進度，再提出時立遭制止，不假辭色。他曾任行政院經合會交通小組召集人，接著升任秘書長，很明顯是層峰用來牽制李國鼎的對手。李國鼎原任經合會秘書長，飛揚跋扈，令人側目，費次長做事也積極有擔當。不久便接李國鼎為財政部長，李任政務員，終其生不改其進取奮鬥的性質，曾獲菲律賓麥克阿塞最高成就獎。主持資訊事業發展多年。兩位都是頭角崢嶸的長官。費部長卸任財政部長不久，在陽明山住宅附近馬路上晨跑時碰到公車的後視鏡不幸逝世，兒子追隨沈祖海做建築師。女婿曾善理曾任中華奧運副理事長，二○○四年九月報載因經營事業與鴻海董事長陳清治交惡，在仁愛路芙蓉大廈十五樓跳下自殺身亡，費次長聯襟張心洽曾任中國銀行秘書處長，調任台灣銀行國外部經理，奉命籌組中華開發信託投資公司，得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開發銀行支持，使開發銀行業務較交通銀行有過之而不及。後來劉泰英接任發公司董事長職務，呼風喚雨，可以說都是張先生打下的基礎。張先生不幸於一九六○年代初期以心疾猝逝，得年恐不及六十歲，論者多認為其眼球過於突出有關。
李部長相當長壽，晚年健康逐漸衰退，無復當年之英姿風發，在亞洲信託大樓一直保有資訊策進會提供之辦公室，不時會在大樓碰面。逝世後骨灰由土地開發公司陳雪屏之公子陳棠董事長捧回南京卜葬。
一九五○年代中期張主計長曾率領李局長慶泉，芮統計長寶公，高統計長德超，王威和我赴澳洲悉尼，出席國際統計協會三年一次之年會。我負責財務管理，身邊帶有鉅額美鈔。開會之日，匆忙隨往會場做紀錄，誤把擺在枕頭底下的皮夾留在房間，幸好記起來，趕忙遄返旅邸，發現毫無損失。擺在枕上的一元小費，卻已被收走了。會議共三日，我把每日議程討論及報告情形，逐日記錄，晚間再加整理，回程在飛機上謄清，回主計處三日內便把報告提出，深獲主計長好評。
張主計長等曾順道赴坎伯拉首都，目的是拜會澳國財政部長，結果被推說部長還在悉尼未歸，只派兩位秘書來旅館，使主計長大表不滿。其實澳國那時儘管維持邦交，但大勢已趨向於承認中共。中國銀行在悉尼設有支行，原因是太平洋戰爭期間，我國軍隊曾與澳國軍隊並肩作戰，戰友相處甚得。戰後澳國政府同意中銀設行，屬新加坡中銀分行管轄，故稱支行。我們旅澳期間，中銀支行譚經理曾陪主計長打一場高爾夫球。
張主計長關心我，愛護我，可謂無微不至。一九六○年代在美國軍援計劃下，每年有一百名將級軍官以各種不同方式接受訓練，其中撥出五名給文職公務人員。採函授方式，不必赴美國五角大廈。我被主計長推薦，參加美國國防部聯合工業大學深造，每月寄來與國防經濟有關書籍兩本，讀完以後，大學會寄來測驗題，填答或選答完畢，寄還五角大廈，以電腦評分。一年二十四本書，負擔相當沉重，我當時正在配合外國顧問致力於統計制度之改進工作，實在感到兼顧困難，幸好新民工作較輕，英文程度高，常常代我閱讀來書，核答問題時，也常與同年研習的行政院秘書處第七組的朱增郁互相切磋，一年下來，勉可及格，奉發正式結業證書。
一九六九年主計長導公轉派為監察院審計部審計長，台灣省財政廳長周宏濤先生繼任主計長。中國官場慣例，總務人員一般均由新任主管安排。我是張主計長任用的總務司長，心理上應作準備，導公臨行前吩我，兩個月內會要我到審計部服務。沒有想到不滿兩個月，更前任的陳主計長瑾功先生竟使大家跌破眼鏡，任命我為中國銀行秘書處長。
我雖然沒有到審計部繼續追隨導公，但常到審計部向他請益。在中國銀行初期，總經理並不十分支持我，導公公開宣稱我是靠考試出身，有法律保障，只要自己做得正，不應隨便受到歧視。在歷史上中國銀行一向受所謂政學系派系的控制，政校學生很難在行立足。像在外貿方面極有聲望的武冠雄秘書長，本來在中國銀行擔任秘書職務，來台初期請假回香港，行方便把他除名。所以總經理改任時，我的處境的確有點困難。經過一段時期，接觸多了，才知道我的為人，政治意識很是淡泊。多年以後，大家都離開中銀，老總經理由美回台，仍住農安街宿舍，唯一送花表示崇敬的還是只我一人。至於政校校友來中銀服務的日漸增加，除張學林入行比我早幾年以外，余總經理，何總經理，金董事長，朱錦森，官蔚藍都在我之後，後期在台畢業的政大校友更多。也就無所謂派系了。
瑾公垂愛
陳董事長瑾功先生，江蘇常熟人士，中央大學前身東南大學畢業，參加過縣長考試，擔任過蘇北漣水縣縣長，辦理過稅務工作，主管過河南省財政廳。在財政部任職時間很長，歷任署長，常務次長。俞鴻鈞組閣時，任行政院長秘書長，然後繼龐松老出任主計處主計長。他御下嚴肅，對僚屬處理公務不得其意時，往往濃眉倒豎，同仁背後稱其為老毛虫。
其實他是一位仁厚的長者，在主計處，彙編國家年度總預算是最重要的業務，統計工作屬於次要。正如龐松老主計長說過，統計業務只要不製造困擾，就算是幫大忙了。陳主計長立場也相差有限，除了研擬調整全國公教人員待遇一案與統計局有關以外，很少接觸的機會。如果他對我有好印象的話，大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呈述過政府統計事業發展芻議；第二是奉他的命翻譯「大陸中國人口」，差點毀掉他的前途，但對我的忠於原著，卻遭到封殺，難免有虧欠之意；第三是一九五九年研擬調整待遇案時，同意立法院立委楊寶琳一次週升百分之六十的建議，草擬方案中的一句話，他總覺得不甚滿意，用便條紙一草擬再擬草，希望加以修改，足足花了四十分鐘。我實在有點耐不住了，便脫口而出，直說原稿的陳述並無不當。他瞪了我一眼，然後撕掉所有的便條紙，照原文簽送行政院，或許對我的膽識，暗自嘉許。
他在財政部任部長的後期，在行政院院會席上，受到經濟部李部長國鼎公開批評，說是財政不能配合經濟，引起掀然大波。監察院蘊釀提案彈劾，陳部長只好自請辭職。院長非善意的派李國鼎為財政部長，看他如何使財政配合經濟。中國銀行董事長俞國華調任中央銀行總裁，陳部長接任中國銀行董事長。接任不久，秘書處長丁□川很想調泰國曼谷分行行當經理，因為當時曼行經理吳鼎芬提前退休，到新加坡自謀出路。陳董事長應該徵詢過前任俞國華的意見，認為丁係學建築工程的，雖然才智過人，長袖善舞，但在行執掌秘書人事安全大權，與國外部李經理志賢，會計處曹會計長培慶，每天下午四時喝咖啡，共商行務，對董事長總經理而言，是一大不諱。要求外調既不順利，竟將大印封鎖，不上班，影響公務之進行。陳董事長做過部長，見多識廣，而且是有名的老毛虫，當然忍受不了，派人到農安街宿舍，要丁處長立即到行上班。史稱「封印事件」。
前面數度提到超然主計制度，這一特殊行政制度是以衛挺生等留學美國的立法委院為主所創制，目的在使機關財務獨立，不受機關主管過分的掌控，也就所謂澄清吏治。同時為國家長治久安著想，建立計執行考核行政三聯制，這對一般舊官僚而言，發生很大的衝擊，即使當年貴為行政院副院長的張厲生，也曾產生反作用，他曾在四十年代一次主計節上代表院長陳辭公致詞，揶揄的說「名為超然，其實可憐，刻薄君子，放從小人。」使現場主計人員錯愕不已。
